一、定位明确：给“文化人”看的

    策划任何一个电视栏目，都必须明确它的受众群体，从经营上讲，亦即它的目标受众（或目标市场）。“文化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针对“文化人”而办的电视节目也不是只有《读书》节目一个，央视的《探索·发现》、《百家讲坛》等节目，可以说都是针对“文化人”而办的电视栏目，因此，有必要对“文化人”这一概念进行“细分”。对《读书》栏目而言，它所定位的“文化人”是指读书人、写书人和出书人。

应该指出的是，《读书》栏目创办之时，正是我国出版业飞速发展的时候。2004年，我国年出版图书已超过20万种。单从数量上讲，已经跻身世界出版大国之列，这还不包括每年出版的8000多种期刊。我国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人口也在全民中占有相当大的一个基数。作为受众覆盖面大、传播及时、影响广泛的电视媒体，创办一个专门“给文化人看的”《读书》栏目，可以说是慧眼灵光、适逢其时，客观上既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主观上又切合广大“文化人”良好的阅读素养与文化心理倾向。  

读书人、写书人和出书人，正是对出版业三个基本要素即读者、作者和传播者的简单表达。从传播学上讲，即指受众、创作者和传播者三个基本的传播要素。《读书》栏目将自身定位在“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上，将其受众定位在“文化人”——读书人、写书人和出书人三种本来就存在密切关系的一个“文化群体”上，且以：“读书者”为先，无论从出版意义上讲，还是从电视媒体上讲都突出的体现了“受众本位”的理念。

二、理念明确：四坚持，四句话，四个性

“四坚持“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高尚的文化品位，坚持积极的社会效果，坚持一流的艺术追求。“四句话”是：发现好书，推介好书，引导受众，服务读者。“四个性”是：思考性、知识性、新闻性、艺术性。这一理念与《读书》栏目的定位完全一致，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文化理性，也体现了《读书》栏目在“文化传播”上崇高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文化传播理想和文化传播卓越境界的刻意追求。  

近年来，我国电视界存在两个非常严重的倾向：一是节目的“泛娱乐化”、“庸俗化、”“低俗化”，一是节目的“文化缺失”或“非文化化”。曾几何时，电视荧幕上，娱乐节目泛滥，且竞相抄袭、“克隆”，导致文化缺失，理性退位，人文沦丧，严重“弱智”，对此，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多有批评之声。

   《读书》栏目的诞生，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与上述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它再现了文化的本色，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光彩。《读书》栏目所秉持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正的“文化传播”理念.

高尚的理念需要恒心与坚守。电视“文化传播”的崇高理想也需要为之做出必要的“牺牲”，并付出艰辛的劳动。《读书》栏目在全国其他电视台“读书”类栏目先后“下马”的困境中，依然初衷不改，傲立枝头，坚信并坚守自己的创办理念，更加张显出其“文化传播者”的可贵品格，赢得了广大受众的尊敬。

三、民族优秀文化的选择者与把关者

办好《读书》栏目，最重要的就是“选题”。“选题”的本质是一种基于价值平台上的文化选择。从总体上看，当今我国正处于一个多价值并存的社会转型时期，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碰撞、冲击与整合的发展阶段。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网络文化、草根文化等等，文化种类繁多。

2000年，《读书》栏目创办时，我国年出版图书以达到18万多种。这些图书中既有高雅的，也有俗不可耐的，内容更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历史与现实，社会万象，无所不包。如何在这“茫茫书海”中“选”题做《读书》栏目，这是摆在栏目组面前的一大难题。因为《读书》栏目一年中选中的“书”，毕竟也只是“书海一粟”。

《读书》栏目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做法是坚持栏目的理念，亦即《读书》栏目所确立的价值观和文化观。严格从这一理念（价值观、文化观）出发去“选”题——选书。正像《读书》栏目总结：“题好一半文。书目的选择至关重要。那些远离读者、远离社会生活的书，观点有问题、思想不正确、内容不健康以及粗制滥造的书，都是《读书》栏目的“天敌”，决不选用。思想性与艺术水准强、权威性高、内容健康，能够反映时代特色、表明社会走向、击中社会心弦的书，则是我们宣传的重点。”

传播学中有一种”把关人”理论,即:媒介工作者通过对所传播信息进行“选择”，从而把那些不符合传播价值、传播目的的信息予以踢除、删减和“改造”。《读书》栏目深明此理。它从“文化传播者”的角度严把“选题”关，将那些不符合栏目定位、理念的书置之“门”外。它不媚俗、不趋利，不盲从，不猎奇。

《读书》栏目自开播以来，先后推出《霜冷长河》，《青狐》、《秦腔》，《姹紫嫣红牡丹亭》，《靠自己去成功》，《红楼夺目红》，《轮椅上的绝顶》，《细节决定成败》，《联想风云》，《张居正》，《历史的天空》，《张之洞》，《激情燃烧岁月》，《我的诺曼底》，《告诉孩子，你真棒》等文坛力作300多部。选题不拘一格，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经济、情感、教育等多种题材。它始终以弘扬优秀外的民族文化，探索时代生活，折射社会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读书》栏目还以其独特的视角、精良的制作记录了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北京图书订货会等文坛盛世及出版盛会。

《读书》栏目在选题并制作节目时，充分考虑到电视的特性及电视媒介与其他媒介的不同，做到了电视媒介的传播优势与图书媒介的文化属性二者间“完美”的结合。因此，它选择的书及其节目决不是孤零零的“空谷足音”，二是具有相当广度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新闻背景——现实社会基础的“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能够切中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的“脉动”。例如，《毛泽东在山西》再现了一代伟人的风采和情感；《绝顶》展示了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拼搏精神和高尚品格；《我家走出四个博士生》传播了素质教育的理念。

四、不惟“收视率”是从

“收视率”是衡量电视栏目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谁都明白，市场经济条件下，“收视率”背后的“主宰”其实是“广告资本”。判断一个节目的优劣，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收视率”在内的综合评判体系。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电视业，不能不讲“收视率”，但也不能惟“收视率”是从，否则，电视业将步入一个“误区”，这也是《读书》栏目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