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时任山西省霍州市委书记的王月喜以主编的身份出版了一本“廉政读本”，以勉励霍州广大干部“勤政为民，廉洁奉公”。这本书的扉页，是王月喜和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张王月喜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竟然是其伙同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合成的。

　　2007年3月，王月喜被省纪委立案调查，之后被“双规”、“双开”，并被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通报。据查，王月喜在任霍州市委书记、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236万元，贪污40万元，涉案金额达276万元。

　　2007年11月13日，王月喜因涉嫌贪污、受贿两项罪名被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12月28日，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2008年1月8日，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月喜有期徒刑9年，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记账的“红枣书记”

　　今年51岁的王月喜，出生在临汾市尧都区一个偏远的山村，家境贫寒，从邪衣不遮体、食不饱肚”，几乎没穿过袜子，只有几双布鞋，“几个指头还经常露在外面”。

　　多年以后，王走出田间地头，考入山西师范大学政治系，成为家乡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又被山西省委组织部选拔到基层，从公社副书记、镇长到共青团临汾地委书记、洪洞县委副书记，王月喜一直保持着“农家娃”的朴素本色，即使后来调任永和县长、县委书记，仍然精打细算，绝不铺张浪费。

　　一位曾在永和与王共事的干部回忆，时任永和县委书记的王月喜，有个非常出名的习惯，每个月的收支情况事无巨细，都记到一个蓝皮本上，诸如给孩子买了一条裙子、家里割回一块肉……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青年时代虽然充满艰辛，但工作积极向上，私心杂念很少，衣食朴素但吃饭香睡觉安，活得充实而富有意义。这是我大半生真正幸福愉快的时期，也是最令人怀念的时期。”王月喜说。

　　1994年春，王月喜担任永和县县长。在永和这个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小县，一干就是6年多时间。期间，王月喜精心打造永和“红枣文化”，将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红枣推出临汾、推向全国，王月喜也被永和人称作“红枣书记”。

　　卖官“获利”226万元

　　“到了1999年，我的思想发生了蜕变。我从小受穷没钱，长大后想得到钱的愿望比较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提升，这种欲望有了实现的条件，随着权力的加大，这种欲望不断增强。”王月喜说。

　　但永和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时每年财政收入只有三四百万元。和王月喜差不多经历的人，有的被提拔了，有的调到条件比较好的县市，有的还当了地市委书记和厅级干部。“而我正县级十几年，在永和一干就是6年多时间，心里有些不平衡。加上社会上有些朋友说：‘月喜，没听说当官靠活动，健康靠运动吗？你资历长，这几年干得不错，快活动下山吧。’2000年3月,临汾地委开始酝酿调整班子，我便托人找关系，活动了一阵子，于当年5月调任霍州市委书记。”王月喜说，“初到霍州工作我是很投入的，第一年还比较谨慎，年终考核还得了优秀。”

　　“我真正蜕变是在2001年到2003年之间。霍州经济发达，国有大企业和民营企业比较多，一些企业家开始和我交往。面对灯红酒绿，我自认为资格老，对自己放松了要求，认为该捞就得捞点。2001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动手术住院，2002年又在中央党校学习4个多月，很多人借机千方百计向我行贿。一些人通过各种关系到北京看我，有的人要求我签字给孩子安排工作，大部分是要达到升官的目的。开始我还放不开，后来觉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收白不收，反正收下办了事就行了。于是不该见的人见了，不该收的钱收了，不该吃的饭吃了。口子一开，不可收拾，越收胆子越大，数额越大，由三万五万，收到十万八万。岂不知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就这样我叫金钱牵着鼻子，越陷越深，越走越远。”

　　“在我担任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时，特别是在霍州，提拔干部虽然也用了公开选拔等办法，但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说是集体研究、集体负责，书记也只是一票的权力，但实质上是书记掌权、书记拍板。”王月喜说，“到了一把手的位置上，到处是吹捧自己的人，听到的是一片赞歌，唱赞歌的是为了把你唱昏利用你。说反对话的，骂自己的人在背后，这种声音自己又听不见。班子和干部队伍中也缺乏直言善谏的人。朋友中缺少‘诤友’，不少人都采取各种手段，想尽各种办法，讨我的欢心，办个人的事情。”

　　在霍州任职期间，王月喜对出书情有独钟。每有新书问世，王月喜便“上门直销”，一手交款一手拿书。他还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零售发票”，甚至从北京、太原、临汾等地购买大量假发票，以向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