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这天有两则“普九”债务的消息引人注意，一则来自河南商丘市，为还10年前的“普九”欠款，商丘市梁园区教育局向辖区内的10多所中小学的每个学生借款300元还债；另一则来自广东茂名市，为完成“普九”任务，茂港区潭桥中学将近30名老师，将自己的血汗钱和借款整整160多万元借给学校搞建设，其中最多的一名老师被拖欠达20多万元。教师为此苦不堪言，纷纷出走学校，学校面临倒闭。（12月10日《东方今报》）
   
　　10年前，各地政府为了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纷纷要求所属学校扩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所需资金多是靠以下途径解决，即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借款，政府只承担很少的一部分，于是欠下了一笔巨额债务。据教育部此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普九义务教育”债务高达500多亿元。按理说，这笔债应该由政府来偿还，但各地政府往往以财政困难为由，不愿履行债务人的责任，这样一来，学校和教育部门实际上便成了债务人。

　　早几年学校还能通过各种违规收费还清部分债务，随着今年7月8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专门通知》，要求各地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以来，中小学的增资渠道堵死了，连维持正常的办学条件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哪有财力还“普九”债务。在一时无法还清债款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发生了债权人堵政府、封校门、赶学生、锁教室、阻止教师上课的情况，甚至殴打校长和教师。上述两所学校暴露出来的问题具有同一性，都是当地政府无力或者说是不愿承担起债务人职责导致的结果。

　　无论从哪方面说，教师和学生都不应该成为“普九”债务的承担者。教师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只管教书育人，不必操心如何举债达到“普九”目标，这是教育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事；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直接受惠者，根本不需为实现“普九”任务承担额外负担，学校向本身就是消费者的学生借款怎么也说不过去。当然，学校是迫于无奈才出此下策，真要为此感到惭愧的是当地政府。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农村“普九”的欠债主体是政府，政府理应承担起解决“普九”欠债的职责，对此，政府应该形成基本共识。鉴于在许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乡一级的政府财政基本上是赤字财政，维持眼下的运转都有困难，单靠县、乡两级财政化解“普九”债务很不现实。尤其是免除农业税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只有不到500亿，这点钱连支付乡镇公务员工资、村干部补贴、公共物品的维护都不够，遑论还债了。看来，这一还债重任还得由省市和中央级财政来承担。

　　那么如何还债呢？重庆经验值得借鉴。2005年，重庆市共得到中央“三奖一补”资金3.3亿元，全部给区县财政，并规定其中80%用于偿还“普九”债务。同时，重庆市财政拿出5亿元，用于“普九”偿债。在偿债过程中，重庆市财政局对全市每一笔“普九”债务都建立了详细的债务档案，并实行了“偿债联动机制”。也就是说，区县财政每年都要首先清偿一定数量的债务，市财政在核实债务清偿凭证、确认债务偿还后，再根据一定分担比例拨付相应的补助资金。同时这些资金必须对应一定的负债项目，并且由市财政直接打入债主的账户。（2007年第20期《财经》杂志）也可采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范先佐教授的建议，建立“普九”债务化解激励机制，提倡“偿债也是政绩”的理念，将偿债实绩纳入政府政绩考核范畴，对偿债实绩实行“以奖代补”，以此形成良性循环直至债务完全化解。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重庆模式”和专家意见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