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张健用来赌博的钱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所得。据悉，海门市从2005年2月开始部署以农村集中居住区为重点推进“新农村建设”，张健就是利用这一时机，先后代表德胜镇政府同上海、南京和浙江嘉善等地的几家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在项目谈妥后，他让客商将“农民土地补偿金垫资”款打到镇政府账户上，然后又令镇政府财政所将这些巨款取出来交给他个人。客商甚至将钱直接打入他个人账户里。

　　一个小小的镇长野心和贪欲如此之大，但其作案手段却并不高明，仅仅是以“镇长的命令和决定”就把事儿办了。但既然是以重点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口实，想必这一惠及农民的“政绩工程”却不是他张健一个人就能包办得了，还得市镇诸多部门相互配合和协调才行。那么，以如此巨额的“垫资”款，能源源不断地从镇政府的账户转到张健个人的账户中，显然又是制度与监督的缺陷帮助了他。一个富裕市的乡镇中不光有镇长，还有镇党委书记以及诸多要害部门，涉及到如此重要工作、如此巨额款项，除了张健本人能够过问，其他人难道就不能插手？起码一个镇政府涉及数百万元以上(不管以何名目进出)的款项总得有一个相对齐全和比较严格的财务制度吧？所以，我们说张健“利用职务之便”并不全面，应该说，在客观上确实有能让这个小镇长“利用职务之便”从中作案的制度缺陷，否则纵然其有天大的本事，他张健的阴谋都难以得逞。

　　现在有一种说法或做法委实难以让人苟同。一些官员因贪污、诈骗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以“公”字做招牌却干了人所不齿的丑事，不知是出于避嫌还是推脱心理，有关部门在总结教训时往往单纯强调其“个人品德操守能力差”，抑或其“个人加强学习不够”，云云，而将制度与监督中的缺陷问题忽略不计，甚至不敢将明显的“领导不力”责任摆到桌面上来。其实，群众心里都有一本账，是谁的过错都掩饰不住。就张健豪赌案来说，那些精明的外地房地产商如果对海门市的“新农村建设”工程不抱有可信性，对张健一镇之长的地位存在怀疑，甚至对以德胜镇政府名义且盖了大红印章的“合作协议书”不屑一顾，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陷入目前的被动状态中。

　　问题偏偏是，“新农村建设”已写入海门市政府下达的红头文件中，是真实的；张健的德胜镇镇长也是经合法选举后确认的，是在任的；至于外地房地产商与德胜镇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也是合作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有效力的。你能说，如今张健犯了案就该由他个人全部担责，德胜镇政府就能完全脱离干系？显然，这是难以说得通的。即便是从民事关系来说，那些房地产商也是“善意第三人”，仍然享有相应的合法权利。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官员，无论其出于什么心理和动机，一旦出现过错或有罪案在身，除了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外，政府部门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反之目前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政府问责制”就最终难以落实。

　　相信海门市的这起“镇长豪赌”案，今后能提醒许多人多长些记性，轻易不要将“宝”押在某个人身上，还是多在制度与监督建设上投入些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