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城镇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养老保险、再就业保险和各种公共用品，农民完全没有享受到。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的研究，在福利项目支出方面，占全国人口约20%左右的城镇居民占有全国财政性福利支出的95%以上的份额；而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乡村居民的财政性福利支出不足全国福利性支出的5%。

　　城乡巨大差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即便在北京一市之内，目前各个城区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320元，而农村低保标准最高的海淀区和朝阳区仅为180元，最低的区县仅为63元，仅为城市低保标准的19.69%。

　　从各级政府负担农村财政支出的结构看，中国以地方财政为主要责任人。比如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方面，中央财政占2%，98%由地方财政负担，其中乡镇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财政负担11%。

　　在农村医疗卫生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仅占2%。公用事业方面也是如此。

　　城市公共事业国家办、农村公共事业农民办，是中国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基本特征——特别是1983年农村撤社建乡后，举办农村公共事业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乡村两级。

　　这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而改变这种向城镇居民倾斜的财政支出模式，调整地方政府间权责对称的关系，走向惠及全民的福利体系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8亿被拦在不公平制度下的农民，仍将主要依靠家庭救济的方式，在未来岁月中继续走完与城市人截然不同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