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处望下，通裕集团第一棉纺厂低矮的厂房整整齐齐地匍匐在地面，顶着一排排红色的瓦，像一片刚被犁过的田地。

　　这些陆续建于七八十年代的厂房，跻身于扬州市城南新修的道路和楼宇间，已显得破旧。而从这个母体现在已繁殖出十余家分厂和子公司，早在1997年就创造出4.8亿元的销售收入和3146万元的利润。

　　至2002年，公司的数位高层确认，那一年是通裕的巅峰期。次年，通裕被纳入扬州市58家工业企业改制行列。

　　这个时候，国企改制被称作一场势在必得的攻坚战。在扬州，乃至在全国，实际上进行着一场“改制竞赛”。据学者汪晖的调查报告，扬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在会议上说：“扬州不存在不需要退的企业，也不存在不能退的企业，更不存在退不出的企业。中小企业要坚决退，大企业也要有序退。困难企业要全部退，好的企业也要积极退。”

　　正是在这个时候，深圳地产商人刘俊涛及其深圳滢水集团，来到扬州。

　　“红帽”伏笔

　　而要由国企改制为民企的前提，是通裕必须是国有企业。而这却成为现在的一个争议疑点。

　　据汪晖等人的调查，通裕的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国营扬州棉纺厂，后历经名称变迁，1962年市政府决定将原地方国营扬州线厂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直至1997年江苏通裕纺织集团公司仍为集体企业。

　　但这一年，公司高层决定将通裕改为国有企业。据曾参与其事的一位公司原副总经理向记者表示，“改制”的初衷是为争取国有企业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在政府支持下，遂以“恢复全民企业”的名义得遂。

　　而其间，公司普通职工并不知情，更不知道变更的实质含义。因为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所谓“集体所有”，并不能落实到其“所有者”职工的实际权益上，而国企让他们更能获得安全感和荣誉感。而在当时私企改集体，集体改国企的“戴红帽子”潮流中，这一“改制”为下一轮改制埋下伏笔，其后果直到6年后才被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