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说自己无法按学校的规定缴纳“助研经费”，由此烦请报考自己的考生“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包教授声明中的“助研经费”，是浙江大学新推出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对导师提出的新要求，即招收硕、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须向校方交“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

　　笔者注意到，此间的议论，十分关注向研究生导师，尤其是文科领域的导师，收取“助研经费”是否合理，包括是否尊重人文学科发展的规律(文科出成果有时并不需要课题支撑)，并与文科人才培养的国际惯例接轨(国外大学文科人才培养往往由学校提供经费支持)等。但是，笔者却对这一事件本身十分感兴趣：为什么政策刚好推出，教授就出来“反水”？为什么这些当前引起广泛议论的问题，在政策制订时没有广泛论证？而政策推出之后即引来的议论，又多大程度能让主事者对政策中明显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新的修订？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认为，对于新方案，之所以有争议，一是学校的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笔者认为，并非导师对培养方案的制订不关心，只是他们的意见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传递到学校政策制订者的耳朵里。在去年9、10月间，当教育部发出声音，说国内有10余所高校将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实行“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尽量做到有课题、有项目的导师才能招收研究生，让导师对所招学生负责时，笔者就听到很多教授的意见，认为推出新政，必须注重学科的不同，并配套改革大学以行政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等。而笔者也由此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国内大学“接轨国际”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必须注意国内的“不接轨”因素，包括，国内诚信环境会导致考生向导师行贿课题以及经费向考生的转嫁；由政府主导、关注政绩的课题资源配置模式会导致一心钻研学术并可全心指导学生的学者教授却因没有课题而不能招收、培养学生，那些一心醉于钻营学术荒芜让学生放羊或让学生为自己打工者却因为经费多多而弟子多多；高校内的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导致教授在学校的地位极不平等，还将导致教授们被“逼良为娼”，采取各种手段去获取课题、经费。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笔者在文中说，“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相比，其课题经费十分有限，一个国家级人文学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多10万，但一个最普通的工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少也有20万，显然，人文学科的教授根本就不要指望依靠申请的课题来支付学生的培养费，如果这一政策实行，中国的人文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将倍受打击”

　　大学推出新的改革政策(其实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时，政策制订者往往并不会关注“平头教授”的意见，甚至会听“平等教授”的意见而不闻。能参与政策制订，面对政策制订者说出意见的，往往只有担任学院领导、有一定职务或者学术头衔的教授。不用说，即便他们来自人文学科，在当前的办学氛围中，有一定行政职务、有学术头衔，他们会有课题之忧吗？会担心付不出研究生助研经费吗？更不用说，他们能不积极响应学校领导既定的改革政策、改革方案吗——多数时候，在上级领导面前，大多数人即便有反对意见，也照单全收。他们的很大部分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让带病的政策安稳地实施下去。

　　教授无法民主地参与学校管理，这就是政策刚刚推出，就遭致反对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很多政策最终无法起到改革初衷效果的根源。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应在大学管理中推行民主决策，应发挥教授在学术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形表明，教授在学校决策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那些拥有职务的教授，更应该归类为校内官员)。而久而久之，学校办学的主体——教授，却被“边缘化”，除非学校的政策涉及自己的现实利益，否则，他们没有热情去关心学校的发展，而自管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论文或者专利。教授们的这种态度，才是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严重下滑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