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据称，自2000年9月至2001年8月期间，天津大学副校长杭建民挪用资金炒股票，造成天津大学经济损失至少在3750万元以上。时任校长的单平在这一重大资金损失案中负有失察责任。

　　若不是媒体曝光，相信许多人都想不到中国竟有高校忙着到股市里“豪赌”。此前，有统计数字表明，2005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面对盲目开工、负债累累的高校，更有业内人士担心，按照严格财务核算制度，一些高校其实已经破产。

　　虽然眼下我们没有准确数字证明哪些学校在经济上“破产”，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下大跃进式的高校建设中，那种以高耸的大楼和铺张的面积为政绩、“重钞票，轻智力”的价值错位是该接受纳税人的“清算”了。

　　凡认同现代教育思想者，都不会怀疑大学首先是所公民学校，当以教书育人为天职。透过天津大学的炒股案，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大学正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曾将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立即并直接转换成金钱的资本，“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至于“社会资本”则表现为地位和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尽管文化资本在布迪厄那里有多种内涵，可以肯定的是，以传授专业化知识与技能为业的大学是聚集和生产文化资本的重要场所，而这种文化资本，也远不只是盖着校长印戳的几张文凭那么简单。

　　文化是第一生产力。既然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这里当然不是指“贩卖文凭”）使大学受益，人们通常不会反对这种转化。这也是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人们支持诸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南开戈德等校办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产、学、研的有效配置，会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同促进，达到良性循环。

　　在我看来，一所大学斥巨资炒股，而不是投在教学上，是对本校文化生产力的蔑视。显然，这里一亿投资能否获得收益，与大学里诸位老师与同学的创造力毫无关系。如此“重钱不重脑”的委托理财，不仅没有使大学表现出一点“比较优势”，反而给人一种“暴发妄想”的浮躁印象。

　　当然，蔑视并不止于此。如有媒体透露，单平失职的主要原因是把本应由集体决定的重大事项交由个人决断。这意味着决策者不仅蔑视了本校员工在生产“文化资本”方面的潜能，同样蔑视了他们集体决策的权利。归根到底，这都是掌权者对众人之脑的双重蔑视。

　　从这方面说，一所大学若想在“文化生产力”上获得源源不断的活力，最重要的在制度上使掌权者受到约束，使之远离独揽公章时异想天开的狂热。只有掌权者回到自己真实而谦卑的岗位上来，大学才可能回归大众期待的角色，真实有效地为社会提供赖以进步的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