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在义务教育阶段办了重点学校，一些非重点学校的内部又办了重点班，把骨干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全部集中到这些重点学校和重点班教学。这被普遍视为导致教育不均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办重点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收费。重点学校有赞助费、有择校费，学校里的重点班也有择班费。”黄康生委员在今天分组审议时说。

    黄康生委员到一所学校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怪现象。这所学校所在片区的很多学生都不直接就地就近入学，而是把户口转到外边去，再通过交择校费或择班费的方式回这个学校读书。

    经学校解释，黄康生才解开了这个“秘密”。按照学校的规定，本片区学生就近入学一般不能被分到重点班，反而是从外边交了择校费转过来的，可以读到重点班。学校办重点班是为了收择校生，为了收钱；家长们为了孩子能上重点班，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被老师“另眼相看”，不得不掏钱。

    “学生有钱就能到重点班读书，这等于是客观上从小就给学生灌输了一切向钱看的观念。”黄康生委员说。他在分组审议时建议，草案中应该明确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划分重点学校或重点班、非重点学校或非重点班”。

    王涛委员表示，现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虽然没有划分哪些学校是重点学校，哪些学校是非重点学校，但实际上存在重点与非重点的差别。在北京，比如北师大附小、人大附小附中、清华附小附中等，实际上都是重点学校。现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家长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往重点送，赞助费高得吓死人，有的赞助费甚至高达几万元。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如果不能认真研究解决，这个法律很难真正落到实处。”王涛委员说。

    为防止上述问题，草案规定了就近入学原则。列席本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詹高越表示，草案仅仅规定“就近入学”，缺乏可操作性。他举例说，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不足10平方公里有6所重点小学，全市的人都盯着这几所重点学校。有的孩子刚出生，父母就想办法把孩子的户籍挪到这个区域里，为孩子将来上学做准备。这导致天津市不得不出台规定，三代前在这里居住的家庭的孩子才能就近上学。

    王维城委员表示，从法律上规定“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固然很好，不过关键在于如何执行。他和王学萍委员建议，法律草案应该规定义务教育办公学校应实行校长“任期制”和“轮岗制”。“就像省长、县长调动工作一样，你能把一个经济发达的省搞上去，也应该能把一个落后的省搞好。”王维城委员的意思是，实行轮岗制能够有效避免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集中，有助于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