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教育乱收费陷入治理疲惫的语境下，对重庆教育官员“三年根治乱收费”的承诺充满期待，乱收费导致的“读不起书”民怨沸腾，总是在喊严厉打击，至今还未有哪个地方对公众作出过这种承诺。陷入疲劳的乱收费治理太需要这种“承诺”的刺激了：人民需要“承诺”重树对政府治理决心和能力的信任，官员需要“承诺”自加压力。

　　说实话，所以对重庆的承诺充满期待，倒非相信重庆已找到了破解乱收费之策，而是期待这种承诺对各地教育乱收费治理产生鲇鱼效应，对其他地区形成治理压力，激发各地产生争先破解难题的荣誉意识，竞相出台破解乱收费痼疾的时间表，竞相对人民作出自加压力的承诺。如能形成“破解难题”的承诺竞争，何愁乱收费不除。

　　中国教育乱收费所以陷入治理疲惫，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各地缺乏争先破解难题的压力感和荣誉意识：反正全国各地教育乱收费都乱得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好，问责制虚置的体制下治理不好官员又不会丢乌纱帽，地方政绩也不会受到影响，教育部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根本在地方得不到执行——这种制度现实下各地很容易形成治理乱收费“沉默的螺旋”，天下收费一般黑，大家都不想费力治理乱收费，都没有动力进行创新和试错，既然全国都“根治”不了，就无法苛求某个地方“根治”。

　　而一个地方率先对公众作出“三年根治乱收费”的承诺，则可能打破“沉默的螺旋”产生鲇鱼效应。以前各地“不作为”有“大家都一样”的借口，而当一地有了承诺之后，其他地方教育官员就可能感受到本地百姓“人家重庆都作出承诺，本地怎么就不敢承诺”的民意压力——因为乱收费问题的普遍性，民意的攀比意识很容易形成。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各地对治理教育乱收费无时间表、无承诺、无良策的价值模糊下，“三年根治乱收费”的地方承诺为问题治理树起了一种可以触摸、可以计算、可以证伪的价值标杆，这个标杆会对其他地方会产生示范压力。

　　其实中国许多问题并非部门没有能力办好，而主要是有没有根治的决心和诚意，只要想做是能做成的。承诺三年根治乱收费，就是把自己推到了“不根治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绝境——期待这种决心能够刺激其他地区“别人能根治，我们怎么就不能根治”的良性攀比意识：人民深恶痛绝问题的解决上必须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