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招生“传销”是怎样进行的呢？靠的是招生人员常常隐瞒学校的真实情况，做出类似传销的误导：“老生招新生，一届哄一届” 。   

       “招生传销”、骗人入校，盯着的自然是高额学费，如此“产业化”办学，你还指望这样的学校“教书育人”？不幸的是，类似的丑闻，不独发生在江西；骗人的手段，也绝非“招生传销”这一种。前些年西安某学院借编造的美国“新闻”，“跨入”与北大、清华一个梯队的“中国高校前十名”， “撒洋谎”更是沦为笑柄。

        民间有办教育的权利，来之不易，真不忍见当今中国的民办教育被那些散发着浓浓的铜臭气、误人子 弟的“民办院校”所污名化而毁灭掉。

      民办教育本来是中国的好传统。进入民国以前，除了“太学”，恐怕中国所有的教育都是民办的。后来，作为戊戌变法仅存的“成果”，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才开了国家正式兴办高等教育的先河。即便如此，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成果，除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以及国民政府着力兴办的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他如南开、复旦、燕京等，都是民办的，其办学成就，完全配得上“辉煌”二字。

        民办教育也是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在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美国，哈佛、耶鲁、斯坦佛等一长串名牌大学，都是民办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政府和舆论认识到国家包办教育的弊端，逐渐开放了民间办学。遗憾的是，在开放民间办学的问题上，有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厘清，那就是：

        为什么要开放民间办教育？

        民间获得办教育的权利干什么用？

        民办教育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第一个问题，当初主要是想通过开放民间资本办学以弥补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而资本是要求回报的，于是，迎合资本 “回报”的“教育产业化”提法盛极一时。结果，绝大多数投资教育的资本，在各种漂亮的“公益动机”包装的背后，都难掩寻求“投资回报”的真实动机，这直接导致了今日民办高校的各种乱象。

        第二个问题，在许多人眼中，民间获得办教育的权利，似乎变成一个预期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的“准入”权；政府放弃对教育的“独家垄断”，也好像是与放弃对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的垄断没什么两样。就这样，一个原本超越“投资-营利”资本逻辑的“育人”权，矮化成了“产业”权。

      第三个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民办高等教育变成了“收留”那些无法达到公办高校分数线考生的教育，给学生提供的是好歹在档案上能记上“高等教育学历”的“退而求其次”的机会。当然，这多少也给考不上公办高校的年轻人将来更多就业的机会。但是，在公办高校众多学生如今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窘境的时候，民办高校如果不能走出另外一条路来，恐怕危机会更加深重。

       对这三个问题的如此回应，开放民间办学就演变成为今日的“鸡肋”困境。要解这个死结，必须回到民办教育的“普世意义”，那就是：民办教育存在的意义必须是走出一条与“官办教育”不同的办学模式，克服“官办教育”的诸多弊端，提供一种多元的、尊重个性的、真正创新的育人之路。

其实，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像当年办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办明德学校的胡元倓那样的伟大理想主义者所致力的民办教育。

       以“北南开、南明德”而名震华夏的张伯苓、胡元倓，办教教育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资本回报”。当年胡元倓对革命家黄兴说：“流血革命险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一生为国“磨血”的胡元倓因四处筹款办学，被人称为“南武训”。胡元倓的名言是：“我是伺候学生的。”以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复兴民族为己任的胡元倓先生，长年一把雨伞一个青布包袱出门四处告募，因此得了个“胡九叫化”之名。胡元倓“叫化”一样筹款办的长沙明德学校，培养出了陈果夫兄弟和任弼时、周小舟等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还有新中国的17位院士……

    今天民间办教育，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需要为此设置一道理想主义门槛。如果民办高校掉进了钱眼不惜丑态百出，并且与“官办教育”同质化甚至还不如，民间要这样的办教育权利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