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比较研究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等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访谈动机

    香港高校来内地招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北大清华二流论”，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高校该如何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北大清华真的可能沦为“二流院校”吗？这会对中国原有高等教育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面对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国高校有哪些得以立足的优势，又存在哪些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中国高校该如何扬长避短，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潮流中占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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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消息说，在该校已经完成的7个省份的录取工作中，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的4名高考状元将成为香港中大的2006级新生。

    据介绍，其他获香港中大录取的内地考生，成绩均十分优异，高考成绩都排在省内前列。而且今年录取的考生英文成绩非常高，英语单科分数平均达130分以上(150分为满分)。在广西录取的考生中，英语超过140分的有3人，贵州省全部获录取的考生均在135分以上。

    香港中文大学去年首度被纳入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继续通过统招在内地招收本科生。招生的范围更由去年的17个省份扩至20个省份，今年新增的3个省包括江西、贵州和云南。香港中大今年计划在内地招生250名。香港中大希望通过统招扩大招生范围至偏远地区，为全国优秀学生提供更多机会接受香港中大的优质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已揽下4名高考状元》，7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一流大学”之争乃大学体制之争

    新京报：如何看待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一事？

    杨东平：这是一个大好事，说明具有实质性的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的实现。此前所谓高校竞争实际只是在国内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之间展开，但大家的制度环境、办学模式基本上还是类似的，不是来自不同教育体制的碰撞。

    而这次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其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名校竞争”的概念———表面上是生源的竞争，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大学体制与我们固有的大学体制之间的竞争。

    新京报：这会对中国原有高等教育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

    杨东平：冲击和影响是越来越明显的。近两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开始逐步按照现代大学体制来办学。比如复旦大学实行了“通才教育”的教学模式，让大一、大二的学生按照文理科分类，广泛充实自己；再比如北大以奖学金为主改革研究生收费制度，都显示了变革正在逐步用力。我相信，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将会促使这个过程加速，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陈旧、落后的高等教育制度。

    王一兵：我们应当一叶知秋，客观理性地分析形成这种冲击的深层次原因，并采取措施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如果仅仅现在“尴尬”一下，以后就习以为常，不去触动诸多深层次原因，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政策开放到麻省理工学院可以或者产生兴趣在清华大学旁边办学，哈佛可以在北大旁边开办他们的分校，到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也许不难想象。

    新京报：今后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的规模会是怎样？

    杨东平：这个规模并不能完全受制于我们。对境外和国外高校而言，这属于学校自主权范畴。但我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香港高校的容量是有限的，它并不可能在数量上对中国内地的大学构成影响。我非常希望，台湾的大学能够对大陆开放，就像大陆的大学已经开始招生台湾学生一样。台湾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大学，两岸三地的教育开放交流对于中华文化圈教育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内地大学要迎接“全球化”挑战

    新京报：不少人认为，香港高校来内地与清华北大争抢优秀生源，会使清华北大等高校成为“二流大学”。对此怎么看？

    杨东平：清华北大到底是几流，并不在于它能够笼络多少学生，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在这些方面它的表现究竟如何，自有公论。“一流”“二流”本来就是很通俗的说法，不是严格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计较这些说法。

    王一兵：如果将这种现象看作一种人才流失的话，香港本地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最好的学生往往也是跑到英、美上大学，而不是留在香港。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高校多年前就在议论如何说服香港当局放宽政策从内地招高才生到香港就读，以提升香港大学生的素质和香港高校在国际上的声誉。但如果有人认为香港从内地招到了几个高考状元，香港高校的国际地位就会马上上升，并能够把内地的一流大学变成二流，这种看法至少是无知。

    新京报：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缩影。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杨东平：说老实话，高等教育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是特别的大，多年来还没有对我们的办学体制、教育制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尽管这种竞争和由此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越来越强，比如现在高等教育面临的学术道德滑坡和教育质量滑坡问题，但可惜的是，高等教育还缺乏改革的动力。

    所以，进一步扩大在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对外开放，可能是促进内地高校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尽管我们也颁布了《中外合资办学条例》，但是在中国，能做到合作办学的学校是非常少的，至今国内只有两所，宁波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分校和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这跟我们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是极不相称的，所以我们只有进一步对外开放，真正拥抱高等教育全球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发展。

    新京报：与境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校相比，我国高校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制约进一步发展的环节？

    杨东平：中国高校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有两亿多中小学生，有非常广大的生源。我们知道，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区域非常狭小，都在为生源不足而苦恼。与此对照，中国内地丰厚的人力资源是最大优势，而且迄今为止，中国内地的教育费用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低，这是它的一项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体制障碍和观念障碍严重阻碍高等教育的发展，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行政化管理和官本位现象。高校的独立性、学术的自主性、学者进行研究的环境、条件受到影响，一大批高校变成副部级，这不仅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目标相违背，也与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提出的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精神相违。2000年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提出要逐步淡化、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高等教育领域做得不好。

    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不安心搞研究，愿意去当官，这是对学校学术气氛的破坏。行政化的管理和官本位的价值，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评价、考核、填表、审批，干扰和占据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影响非常大，所以现在大学虽然比以前有钱了，但是学术的自主性、创造性受到了其他一些方面的束缚和制约。

推进内地大学改革势在必行

    新京报：面对这种趋势，香港高校吸引内地考生的招牌主要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对自己进行反思和建设？

    王一兵：香港高校吸引内地学生，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实的、硬的，就是比较丰厚的奖学金和未来在香港等高收入地区的就业机会；第二是虚的、软的，就是香港的大学办学的国际化理念，与世界接轨的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体制和管理，学术自由和开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得到法律保障的学校的自主权和它所带来的学校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动力、活力和潜力。

    因此，要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内地的大学必须要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传统、特色，要构建一个灵活开放的学术文化氛围、机制，要使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提升大学的活力和潜力，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追求、营造和积淀。西方一些学者经常讲高等学校的声誉是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硬通货。大学应当用自己的理念、特色、活力、潜力，建立自己的声誉，最终就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如果说解决第一个问题需要时间，取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那么解决第二个问题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进行更艰巨、更深刻的变革。无论从国家的长远利益、战略利益来看，还是从学校争办世界一流的目标出发，现在都是进行这种变革的时候了。

    新京报：那么，目前这方面改革的现状如何呢？

    杨东平：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始终没有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包括这次“十一五”规划虽然以体制改革为中心，但重点还是经济领域，“十一五”规划关于教育领域是三句话：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二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还没有把体制改革放到一个重要位置上来。

    多方着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新京报：中国高校该如何扬长避短，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潮流中占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杨东平：归根结底，就是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这些年来我们也做过一些改革，第一是以经济创收为主要目的，像大学生收费、后勤社会化、大学城建设之类的；第二就是在外围进行的一些比较具体的改革，像教师聘任制度、人事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高校管理体制。1985年和1992年《纲要》提出的基本目标认为，大学要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恢复大学的自主性、学术性，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我把这称之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但目前还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我们现在行政化色彩较浓的大学制度，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前现代”的大学制度。中国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大学自治，也就是如何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应当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第二、学术自由，这既是一种大学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为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第三、教授治校，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把它理解为“教授治学”，也就是说学术内行的一种自我管理，这是大学管理体制的特点；第四、通才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会迅速过时，但大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需要弄明白。第五、学生自治。这种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世界各国大学所普遍遵循。

    所以内地大学和香港高校以及世界其他高校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教育体制的竞争。邱成桐说：如果中国的学术环境再不改变，中国的科技要落后20年。这不是赶超的问题，而是继续落后的问题。

    王一兵：在我看来，主要的着力点是这四个方面：一是更新理念，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革新。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四个“过渡”之中：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过渡，从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向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过渡，从农业社会或者不发达的工业社会处于边缘化状态向信息和知识社会中处于创造和传播知识技能、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国民素质的中心地位转移；从封闭的环境向开放的经济全球化环境过渡。

    矛盾错综复杂，当务之急和最根本的是继续推动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和管理的改革，改革和革新的重点是培育和释放高校的动力、活力、能力、潜力，培育它们的特色，保证学校在这多重过渡中，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更新理念开始，否则，就很难有正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第二，对于大学(尤其是那些要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而言，它的办学理念、它的自主和特色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现在的高教法应当适时进行修改，修改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或者实践中已经被证明需要修改的部分。同时，至少全国重点高校应当首先建立反映自身理念、特色、自主领域的章程，这种学校章程应当通过立法的程序形成法律，不要随意变化。要办成一流大学，这也是一个基本保障。

    第三，政府应当学会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掌握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调控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促进建立公开透明、权威公正的质量保证机制，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代表并保护高校的利益，但一般不要去干预属于学校自治范畴的具体事务。

    最后，学校校长应该公开遴选和招聘。竞选校长者应该向全校公开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实现这些理念的方略。

    校长作为法人代表，既要负全责，同时应当有全权。我主张逐步创造条件，对学院的院长和学科的领衔教授在全球招聘。有了新的大学章程和校长，硬体设施基本到位，教师的待遇提高并相对稳定，学校应当集中力量抓好两件事：按照国际名牌大学通行标准，重点建设一批一流学科；第二就是用铁的手段整治好学风。

    如能实施以上几条，我想世人，包括青年学子，都将对我国的大学、尤其是北大清华这一层次高校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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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两种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

    我国经2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识。

    今年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的大幅增加，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本年度重大的教育事件。《中国青年报》和新浪网的民意调查显示，71.2%的高分学生更倾向于到香港高校学习。香港高校被视为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大学强劲的挑战者。而我认为，“香港高校VS内地高

校”的命题，其内涵远远超过了所谓“顶尖高校”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的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

    内地高校的生源大战一直很火，各地对清华、北大的竞争已经到了几乎病态的程度，一些重点高中已在竞争所谓的“北清率”，令其他优秀大学很不平。实事求是地说，上北大、清华还是交大、浙大，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国内的优秀高校基本是从一个模子出来的———全国大一统的行政制度、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模式、大学城和新校区等等。而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品种，其制度设计、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完全不一样。

    举例说明这种区别。

    1991年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便后来居上，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更进入世界前五十名，居亚洲第一，创造了教育奇迹。校园依山傍海，十分美丽，而临海的风景最佳处，是一年级本科生的宿舍，教师、校长则住在远离海滨的山地。我问过香港科大的丁学良教授，他说哈佛大学同样如此，核心区最古老的校园，住的也是一年级本科生。其理念是大一学生如同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理应受到更好的照顾。“以人为本”的理念，学生对学校的情感以及他们日后对母校的大量馈赠，是建立在这样细微的办学行为中的。比较一下内地大学，多数是把大一学生外放到荒凉的“大学城”。

    简而言之，香港高校实行的是作为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在世界各国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那是一种已经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现代的、开放的、国际化的教育。我国经20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对现代大学制度我们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识。简单地说，“现代大学”既不是商场，也不是官场，它的基本价值和特征，我归纳为这样几条。一是“大学自治”，也就是大学拥有具有法律地位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学术自由，这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三是“教授治学”，即在教育和学术上实行学者团体的自我管理。

    四是通才教育，提供一种以培养社会领袖和现代知识分子为旨的开放、广博的教育。

    五是学生自治。这一切整合起来，才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有精神价值、有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学。

    我在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接触过一些内地学生，他们与在内地高校学习的同学多有比较，普遍感到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习生活紧张而充实，绝对不好混，没有内地大学生常有的虚度感和厌学情绪。我观察他们与香港学生的差别，主要是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们的社会参与意愿、社会活动能力明显低于香港学生。香港大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许不如内地“状元”，但学生社团之活跃，参与学校生活和香港社会之深入，组织管理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之强，均令人刮目相看，是内地学生望尘莫及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持续开展的质疑学校减少中文课程的活动，以及反对为建大楼而大量砍树的护树活动。

    目前内地学生和家长对香港高校的认知，集中在全球化背景、求职优势、学术氛围、奖学金等比较实用的方面；随着交往的深入，人们必将会认识它与内地高校全面、深刻的差异，绝不是学术水平高低这样单一的层面。因而，香港高校构成的与其说是与清华、北大的竞争，不如说是对内地高教制度整体性的挑战。中国的优秀大学正在向“世界一流”进军，面临的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体制性障碍和观念性障碍。在这方面，内地高校可以向香港高校学习的很多，这是教育开放政策对内地高等教育可能带来的真正重要的贡献。我期望，今后台湾的高校也能开放招收大陆学生，如同在经济领域那样，那么，整个两岸三地都将因此而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