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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位国内外知名高校校长齐聚上海，在18日闭幕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他们从大学的创新精神，到校际间该如何竞争，再到对于好学生标准的讨论与认识，展开了一轮轮激辩——
两年一次的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经过一周激辩，7月18日在上海谢幕，123位校长以及来自教育部属70余所院校和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的院校代表与会。这场被称为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校长“头脑风暴”的精神聚会，使公众再次聚焦高等教育并反思高等教育的现状。
创新与学术造假之辩
大学的创新与服务社会，是本届论坛的主题。说到底，就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
教育部部长周济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重点是提高质量，而提高质量的重点在于培养创新人才。”教不严，师之惰。他坦承，目前大学教师质量低下，已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通过创新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学校教学水平与科研实力，对于大学生就业、学校发展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都是基础和关键所在。
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说：“创新观念的提出有着积极意义，可以触动教师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实践，人都有惰性，尤其内地院校教师的惰性较重，缺乏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创新的主动性。”
在强调创新带来积极性的同时，也浮出了问题的另一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不无担忧地说，目前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严重的浮躁与急功近利之风，使教师的压力已经很大，对创新的过分强调与要求，有可能造成又一次学术大跃进。
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甫一发言，其“创新必须反对造假，反对学术腐败”的观点，即刻引来与会者的强烈共鸣。
远的不说，只要看看近两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大等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大学频频出现的学术造假丑闻，就不能不对王树国校长的担忧表示认同。他说：“哪位校长也不愿意这样干，学校每年都有论文与成果的指标压力，出不来，怎么办？”
他呼吁，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百年树人的长远眼光，不能仅着眼于眼前得失，要有一个允许科学研究失败的宽容、平和的教育管理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急功近利只能是引鸩止渴，使高等教育走入死胡同。
名师要出高徒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专打洞。”民谚所言极为精辟。复旦大学校长王洪生特别提到“教育先贤胡适曾非常骄傲于他培养了两位物理学家饶毓泰、吴健雄”，教育的力量与名师的魅力尽现于此。 一位大学校长说，在向一所学院毕业班同学介绍该院的学科带头人时，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认识”。原来，四年之中，这位学校引以为骄傲的学术权威从没给学生上过课。在很多高校中，都有国内一流研究者不愿意上课，把主要时间用于科研或到全国各地讲课挣钱的现象。
上海交通大学近年采取末位淘汰制，每个学院每年都要进行评比，仅仅将最后一名送到校内人才交流中心，校长谢绳武教授说：“这已经在学校有很大震荡了。”
而新成立不久的延安大学校长郑重其事地向西安地区的大学同行告饶：“不要再来挖我的老师了！学校每提一位教授，就被省城的高校挖走，这种事每发生一次，全校教师的心理就产生一次混乱和震动。”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提出，与其恶性竞争不如良性合作，在拥有地域优势的北京，资源共享与整合带来的是双双受益，让北大的教师到北外兼课，把北外的学生送到北大读学分，北外与北大的教授可以互办双方学校的借书证，合作是乘法，结果远比互相挖墙脚的恶性竞争效率高，收获大。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校长杨祖佑教授，任该校校长8年时间里，请来的教授有五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位声望卓著的华裔校长每学期都给本科生开课，他说：“我可以开公司挣很多钱，但我想念学校，想念学生，喜欢课堂，教书是最大的快乐。”
好学生成就好学校
好学生成就好学校，今年高考过后，香港各大学杀入内地重金争抢生源的新闻引来社会对于国内高等教育的激辩，也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公平地说，每年四五百万的高考生与香港各校所招不过四五百名学生相比，人才优势还在内地。但是，对于什么是人才的看法，中外校长的解读可以说相距十万八千里。
吴建民校长在会议期间与上海39所中学的学生精英交流时的切身感受是：“他们说的是大人的话，没有了孩子气，丧失了童真。”
哈工大校长则把唤回童真、单纯、赤子之心，作为培养人才十项要素之一。爱因斯坦充满童真的照片两次被不同的大学校长演讲时展示，“孩童的天真烂漫，正是创新的最可贵元素”。
对于基础教育抹杀天真，大学可以培养创新能力，却无法培养创新意识，教育部基层司有关人士回应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大学在推卸责任，中国的基础教育在全球范围都可称典范。目前中小学教育的困境，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所致，说到底，高考的指挥棒是恶性循环的关节点。
与国内大学对于基础教育的恶评相反，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校长杨祖佑教授一再对中国学生表示满意，他评价说：“中国学生基础好，很有创造力。”
学术本位与官本位
是教授治校还是官僚治校，已经成为当前大学能否办好的原则与立场问题。在本届论坛上，这个问题也引来了各大学校长们的一肚子苦水：不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大学病无法根本解决，但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又是学校和校长自身所无法解释的。
一位西部大学校长诉苦说：“用感情留人，用事业留人，现在西部越贫穷的地区，最见效的是官职留人。从外面聘来的博士当教授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还希望有行政级别。结果是处长科长一操场，学生全放羊。”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则说：“以创新论学校的水平与发展，最为公平，每所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环境提升现有的教育水平帮助地方经济发展，这就是创新。而将校长按部级、局级等三六九这种行政级别划分，实在限制了学校的健康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