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泛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义务教育问题上，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回来”的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反思、梳理各种各样的共同导向“高价义务教育”机制的因素是非常必要的。

“高价义务教育”机制明目张胆地剥夺了很多弱势社会群体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在这方面，机关“学历高消费”所形成的对高端教育资源的占用及低效产出，也成为“剥夺”的因素之一。

如果要“浮世绘”一把改革开放全景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相互矛盾、对比强烈的纷乱图景。在教育领域，一边是很多已经得了很高学位的人，仍然在“活到老、学到老”地“拿”着更多、更高的“学位”，而另一边是连基础教育也难以获得的失学、缺学、“贫学”人口。概括一点说，当今中国对比最强烈的现象之一就是一边在各级各类机关里充斥了大量的高学历、高学位“人才”，在干着与自己所受高深教育适合或不适合的机关/事务工作（这似乎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教育兴国”结出的“硕果”，以致于我们居然奢侈到可以毫不计较地使用大量的“真假”“前后”博士、硕士去干一个只需要中学生、专科生就可以干的活计），而另一边则是大量应当上学、但上不起、上不了、不能上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失学、辍学和“贫学”。在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教育资源日益丰富的改革开放时代，教育鸿沟在扩大，而这本是应该避免、且能够避免的。

现在反思这种鸿沟并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平均主义”的反映，而是鉴于这种鸿沟的性质明显地具有某种“公共损害性”——其一，有很多一股劲地“活到老、学到老、老到学”的人其实并不是自掏腰包，其之能够不计成本地“学”完全是仗着“公家”买单垫底，因之不学白不学。

其二，很多政府机关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机构缩减、位置不好安排等等而主动“掏钱”供自己的工作人员“上学”以回避或化解难题，至于这些人“学成”之后与机构工作的关联度有多高，则不去考虑——因之本质上膨胀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人性之“恶”——故学了也白学的现象屡见不鲜。

其三，机构更容易慷国家重视教育之慨，而忽略教育成效的评估和平衡，借楼台便利而截留、冒用、挥霍国家为数不多的教育资源，即以人才而言，不论职责岗位、不计成本，学历一概是往高了要，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机关的重要性似的，相延成习，以致于不要白不要，又因不知“要了”之后要干什么，而事实上倾向于“囤积”学历，而不是延揽“人才”，真可谓“领导好学历，机构皆博士”。其实，说机关人才高消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更准确地说是“学位高消费”才足以传神。天地神灵在，多多的高帽子于教育、于人员素质、于国民素质究竟有多大的益处，相信地球人都知道。

其四，机关旨在提高自身在职工作人员学历等级的教育培训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官（政府）、学（高校及相关机构）之间就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进行赤裸裸利益交换的格局：政府以拨款、给钱的方式，向高校换取“高学历”、“高学位”的派司，而高校则以派司的派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在社会主要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强势地位，因之高校在大师尚未来得及增加的情况下，先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楼”、发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大款”，而机关里大批当年未来得及上大学的人居然纷纷把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院士的帽子一一戴上，形成了官中有学，学中有官，亦官亦学，非官非学，官学不分，真假难辨的繁华市景、熙熙攘攘、利来利往、跨越职业、无分专长、天下大同、融合混一，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感叹……

但是，底色到底是什么呢？说出来也可能不耐听：不过是一些机关、部门抽取或挤占了本应当通过更一般渠道进入教育经费预算的纳税人钱财，而去满足自己本来不见得非要满足不可的“小小”私心、虚荣心而已。因此，事虽不大，但道理直抵要害：放大了看，在己只不过是心理－精神追求的事，是虚荣心的满足和花团锦簇之后的“剪彩”，而在失学儿童，则事关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关乎其长大后能否吃得上饭、挤得进最后一班车的大问题。实在地说，拿失学儿童少年的“活命口粮”换自家口腹餍足之后的调料，确实有些不能“推己及人”、先忧而忧、后乐而乐的味道。

很坦率地说，尽管此种现象由来有时，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我还是要说，对此还是不要麻痹和冷漠的好，空闲下来更应该扪心自问：目前中国很多应当读书而不读书、读不到书、读不下去书的人的存在，且在不断地延续和显示其“贫学”性，是不是社会不健康的示标？是不是社会道德衰落、智力低下的标记？是不是会导致日后社会成员自食其果、反受其辱的弱小的“种子”？也要问问，如此长时间的所谓“失语”、视而不见是不是反证了我们自身内在小市民“势利”性的根深蒂固？是不是显示了我们不可救药地已经习惯了“当下”存在而不管日后“天翻地覆”的“末日”心结？积弊日久，涤除非一日之功，现在或许是无能为力，但我们至少还是应当多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