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后”
　　有一个字叫“后”，但它不是“落后”，而是一个比“新”还要先进的“后”，比如以前我们说“新新人类”，但现在“后新新人类”更时髦；再如新方法研究《红楼梦》叫“新红学”、“新新红学”，但最厉害的是“后新新红学”。像这些都是一个词闹的，那就是“后现代”。
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什么叫“现代派”时，“后现代”的大浪迎面打来，呛得我们满头雾水。回过神来，才发现身边的一切都被“后”得沸沸扬扬了。“后现代”、“后殖民”、“后国学”、“后革命”、“后先锋”、“后新时期”……，而那些专攻“后学”的人都成了“后主”了。
25年前的1980年，《读书》上发了一篇叫《所谓“后现代派”小说》的短文，作者董鼎山，就成了现代中国的“后母”；5年后，一个叫詹明信的美国人，在北大中文系做了一个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讲座，前卫的北大人，开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过起了“后现代”的嘴瘾。
　　人嘴有毒。一眨眼,曾经停留在嘴上笔下的后现代的种种现象，活生生地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一下子，我们被拖进了“后现代”的汪洋大海。我们的电视成了后现代大海中最抢眼的浪花，我们的电视节目被后现代的浪花打湿，我们的电视人在后现代的大海里左冲右突。最要命的是，我们竟浑然不知。有时还逆时代潮流而动，与后现代迎面相撞，失误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二、 娱乐化——“一点正经都没有”
　　消解意义，拒绝崇高，不要深沉，严肃者面目可憎。 ——这是“后现代”没挂在脸上，而深藏在心底的信条。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后现代首当其冲地被年轻的后生们所接纳，然后逐渐蔓延到曾经一脸沧桑的中年和一本正经的老年们的身上。
　　“快乐就好”、“天天好心情”式的游戏人生，替代了崇高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会前饭后说个段子，有事没事发个短信，茶秀里的麻将、扑克，网上的游戏、动漫，广播电视里的笑话、小品……哪有一点严肃，哪有一点正经？千万别较真儿，只是为了高兴，一切皆在娱乐。
　　电视节目呢？电视剧的戏说、大话之风（千万别去抠它们历史知识的字眼）；《快乐大本营》《欢乐总动员》《我猜我猜猜猜》等游艺节目的插科打诨、疯疯癫癫、弱智得令人捧腹自不必说；就连爱情也成为一种游戏，如《非常男女》《玫瑰之约》；就连一向严肃认真的新闻、调查、纪录、科学等也添加了轻松娱乐的因子；甚至央视的天气预报，慕林彬也笑嘻嘻说几句俏皮话。
老陕，兵马俑般厚重严肃，但也在后现代中找乐了。于是，有了《都市女孩》的嬉闹，《都市快报》的俏皮，《魅力体育》的俏丽，对！还有那忍痛割爱的《游戏攻略》的明火执仗的游戏。
　　细想一想，改版后的陕台，许多节目包括新闻，都或多或少地融进了属于后现代的娱乐化的魅影。路子了！后现代正是将电视文化从“宣教文化”导入“娱乐文化”的轻松大道。

三、平民化——“我是一个俗人”
　　说你很高大、很雅，那是现代语境里的称赞。在后现代，你应该是一个俗人。说你雅，至少是落伍了，或者含有矫揉造作的反讽。因为在后现代的词典里，“平民”、“世俗生活”，才是关键词。
　　孙志刚一个人的死，使收容制度寿终正寝；佘祥林一个人的冤，使“有罪推定”的审判规则奄奄一息。市井凡人愈见受人关注，英雄人物门前多少有些冷场。
　　就算皇帝戏，人们也爱看他在后宫或民间的琐碎事儿；就算英雄谱，人们也要听他的平凡话儿。温总理不胜枚举的有关国家大事的报道没有获奖，《温家宝给灾区孩子上课》是小事吧，却获得中国新闻一等奖。
　　《消费者》栏目的定位，是专讲老百姓在消费时碰到的不如意的故事，油盐柴米、吃穿住行，很俗。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兆文，你应该去搞有品位的文化类节目。”我问：“为什么？”他答：“《消费者》太俗。”我说：“其实我是个俗人。” 当时，只是出于一时应景的谦虚。现在，很后悔，当时没给他讲：关于后现代中平民与俗的道理。
　　现在的电视改版，往平民与俗的方向走，已经是一种自觉。陕台的一位副台长在三套改版动员会上就明确宣告：“我们就是要下里巴人！”
其实，以平民的视角、日常的口语、讲老百姓的俗事，要真正做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做到“通俗而不粗俗、平凡而不庸俗、浅显而不浅薄”，是要有一番雅功夫的。做到雅俗共赏，才算是大众传媒的不二法门。

四、故事化——“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
　　电视剧受欢迎，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在讲故事。一些被翻来复去改编的故事，只对新观众有效，老观众还是钟情于老版。新版、新新版《射雕》的大遭挞伐，就缘于此。因为“后现代”有一种“用过即扔”的即时性的禀性。还原生活，讲原生态的故事，才是后现代的正路。
新闻的“零度状态”、“无剪辑拍摄”、“直播”、“暗访”等，之所以大受欢迎，都与后现代追求“当下此时的真实”有关。流行的卫慧、棉棉、九丹等女性作家赤裸裸的隐私小说，是典型的后现代的故事。
　　《焦点访谈》所遵从的“四化”——“事件化、故事化、人物化、细节化”，其实都集中在怎么讲故事。故事就要有事件，事件必然要有人物，而且不能粗陈梗概，而需细致入微，就是细节。
　　“有故事的人”，在生活中受欢迎，也是电视改版时，需要找到的人。而且，还要注意：“英雄死了”，普通百姓成了主角。
《消费者》要讲故事！

五、选择的困境——新方案刚实施，已经过时
　　“后”时代是一个多元化、个性主义、随意性的时代，受众的需求更趋向千差万别，而且在从众与逆反的心理中不断游离，“无所谓”、“就这么回事”、“怎么都行”的诉求，让电视人策划节目时，把不住观众兴趣的脉，没有一个节目能在观众的长久喝彩中挺立。
喜新厌旧，众口难调，有心的，无意的，谁都可以对电视节目评头论足，而这些品评大多说过就忘，没有谁会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观众也是变色龙，口味也在不停的变幻。这些后时代的观众，甚至专家，有意无意的一句话，让电视人在血泪迸涌、忐忑不安中饱受煎熬。
　　大众化的电视，面对着越见分化的观众，为了争取收视最大化，可怜的电视人搜肠刮肚，不停地改版、构思、策划、论证、咨询、调查、分析，修修补补、推倒重来，内容出奇、花样翻新……搔首弄姿地向观众献媚，不适时机地向市场暗送秋波，得到首肯时的激动，受到冷落时的黯然，遭到批评时的从头凉到脚……。一阵手忙脚乱后的闪亮登场，满身疲惫也不敢呼呼大睡，高枕而卧。后时代的电视节目找不到一条通向一劳永逸的天堂之路。
　　一个成功节目的推出，模仿者蜂拥而至，克隆的速度和数量超过了创新者的想象。新方案，墨迹未干，刚一实施，已经过时。再一次改版，已经迫压眉睫。走马灯似的改版，成了“后”时代电视节目的宿命。
在《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告诉我通向下一个威士忌酒吧的路》，以电视《熄灯做伴》，为观众《我们做一点什么吧》……
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