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香港，在英国念高中，后在香港大学修读建筑，同时加入香港实验剧团“进念二十面体”成为一员，从事舞台导演、多媒体艺术、空间设计和文化建筑评论。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与梁文道、李欧梵等学者一起共同营办牛棚书院，1990年代末就任《[[E+E]]》杂志编辑。经常透过传媒，表达对香港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看法。胡恩威编导了多部先锋舞台剧，包括《2001香港漫游》、《半生缘》、《东宫西宫系列》等。

     艺术在香港很边缘

     我在香港出生、长大，小时候，在学校接受的艺术教育是很贫乏的。因为香港的教学不把艺术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系统的音乐、美术教育基本没有。我们香港的教育体制，从来是一种找工作的培训，是功利性的。

     我们在学校里没有和学生谈哲学，可能内地也是这样。所以流行文化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美学观。比如爱情其实也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大部分人对爱情的认识，是通过流行音乐、流行电影去了解的。通俗文化在香港非常厉害，卡拉OK才是香港人的文化生活。这在过去的二十年也影响了内地。

     在国内你和人家说你是艺术家，他们会肃然起敬，这是一种社会承认的职业。但在香港，艺术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的社会位置。我在香港如果和别人说我是艺术家，他们会很客气地说，“哦，谢谢”，就走开了。他们不会想了解你的作品，他们会说哎呀这个不会赚钱哦。不同层面的人都会这样，过去的二十年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现在好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文化产业可以赚钱。但是这个是很不正常的，赚钱不是不重要，但赚钱是要丰富文化。比如日本的钱就丰富了它的文化。

     周星驰的反庸俗

     我的创作主要是舞台作品，但也做过几部电影的编剧。我发现香港演艺界有一种迷信，一看文艺片，就认为商业上不会成功。很多投资者的文化水平都很低，所以他们拍来拍去都是黑帮片武打片。现在内地也是这样，大款什么都不懂，就投资拍黄金甲。

     现在香港的通俗文化，有几个代表，比如周星驰、王晶，就是很搞笑，很庸俗。周星驰是小聪明，说他是反庸俗，实际上是一种误会。他在内地的走红，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大家对于所谓的权威都失望了，所以会出现这种“反反英雄”，但这种“反反英雄”的背后是很可悲的。他改变不了现实，只是找了一种姿态来把自己抬高，是一种韦小宝的姿态。但内地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捧他，因为他满足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而在香港，大家把他定为一种娱乐，不会纳入什么意识形态，就是觉得很好笑。我也觉得很好笑，但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哲学，只是表现了典型香港电影圈的痞子心理。好人也可以赢，坏人也可以赢，没有原则也可以赢，和传统英雄的概念不一样。对周星驰的反应，表现了内地意识形态的真空，还有理想的一种反射。因为大家觉得什么都是骗人的，对人没有信心。周星驰会让大家觉得舒服一点，但其实背后有很多无力感，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捧着他，但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现象。

     和周星驰相对的是王家卫，他在内地也非常受欢迎。这是文艺青年的形象，充满了痛，人生有一点隐隐的痛，难以把握和不可捉摸的感觉。我年轻的时候也认同这一种感觉，但年龄大了，这种感觉已经过了。当然是有人希望活在这种人生里的，你不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到。大家觉得，可能做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很难。

     对生活的状态不满，就投射在王先生和周先生的电影里面了。

     流行文化后继无人

     香港的娱乐文化产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成功，因为1980年代的培养，不仅有导演、演员，还有灯光、摄像。九十年代，香港娱乐业对内地的影响是非常强势的，但现在我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后继无人”。

     我们现在40岁以下没有好的演员，男的女的都很难找。比较复杂的戏年轻演员演不了。比较好的刘若英是台湾的，好演员像梁朝伟，40多岁了。

     以前为什么会有梁朝伟，因为TVB(无线电视)有一个很好的培训班，其中一个老师是在意大利念电影的，叫刘芸刚，他很重要，但是很少被人提起，这个人去年去世了。

     TVB在邵逸夫买下之前，用精英的思想来经营，认为文化要影响社会。刚开始刘老师不是用录像带拍的，用“菲林”，电影感很重，演员要了解很多基本的艺术概念，比如表演主义的方法。这样的训练，才会出现我们现在说的好演员、好导演，比如刘德华、王家卫、杜琪峰，都是培训班里出来的。

     我觉得香港最近没有好的电影，但是可能比内地好一些，因为毕竟没有黄金甲。但内地好的电影也比较多，比如《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都很好，不应该只有一种类型的电影。艺术创作一定是要自己想，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性格。大众片和小众片，在内地不是市场决定的。如果我拍一部小众片，有黄金甲背后的支持，也不会是小众片。在内地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是你的作品好不好，而是意识形态重要。而在香港，发行商、经营电影的人，对文艺片有偏见，看到没有名演员、没有枪战就觉得不行，这是文化发展一个最严重的困局。

     香港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来创作一些有想法的作品。我前年去了北京，《半生缘》作了10场演出。看的人非常多，都坐满了。这个戏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演出过，是作为文化交流。这三个地方，我能感受到不同。台湾人有看戏的传统，北京因为大，看戏人的动机很不一样，有的人是看刘若英，有的是对张爱玲感兴趣。而香港看戏的很多是“进念”的固定观众，我们已经有20年的积累。

     香港97不同于上海49

     97前，很多香港人都想移民，就像49年上海，有很多人到了香港。我父母是50年代从广东过来的。97年我家亲戚都有移民到加拿大，但现在都回来了。我觉得49年上海和97年香港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再回到50年代。所以我不想走，因为我发现，内地也在慢慢地变，在慢慢国际化。

     香港的艺术状态从来都是多元的，现在是怎么把这种多元变成一个成熟的状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和下一代中国人，有一个任务，就是怎么理解传统，从传统里面找一些新的想法，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传统在中国。以前中国传统的形式感比西方的形式感更厉害，比如美学形式，中国的传统其实是前卫的，不过我们这一代不了解。我们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发展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有两个层面，在发展高雅文化方面有比较长远的计划，另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市场。如果香港发展得比较好，应该像纽约和伦敦，成为文化艺术产业的融资、培训、研究中心。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对商业片有误解，对西方文化体制有误解。西方文化体制有分工，艺术、商业、学术这个三角形是互动的。艺术像一个试验探索，不需要市场功能，它的目的是为艺术而艺术，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变成商业，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来决定市场是怎么样的。还有学术，学术就是研究艺术的现象来得出一些分析和批评。这个三角是西方文化体制最基本的概念，为什么西方文化越来越强，就是因为这个三角形良性互动。

    香港要对中国负更多责任

   “一国两制”已经十年，香港人逐渐意识到，不能自己顾自己。沟通往来应该更多，香港要对中国负更多的责任。我们要把香港做好，成为一个好的示范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香港应该对国家扮演更重要和更主动的角色。比如香港的教育，过去只是每年训练医生、会计师，都是看香港需要。香港将来应该成为国际性的人才培养基地。

     我觉得文化的发展不是收入决定，而是取决于社会对知识和文化的看法。内地民间社会正在发生这个变化，以前读书的固定在某一个阶层，现在不同层面都会有，教书的、计程车司机。这类似于在中欧，可能一个普通阶层的人也喜欢文学。所以，一个是收入层面，一个是文化追求的层面。下一个十年，这两个层面在内地的磨合演变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和香港一起光荣

     撰文 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

     陈冠中出生于上海，长大于香港。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目前在北京居住。其新著《我这一代香港人》引起很大反响。

     最近几年，我多次在香港公开演讲时，问听讲的人一个问题：你们有谁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请举手？从来没人举手，只有一次有个年轻人举了手，说他是马来西亚人。在我自己这种公开或其他私下的询问里，并未曾遇到过香港华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香港是个华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故此我一直认为，香港人没有国族认同问题，中央政府大可以放心。

     过去二十多年，在香港人的价值观中，“亲中”与民主的成分都在不断加重。这两种诉求的互动和张力，很微妙地共同成就了回归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局面。缺了其中一种，或向其中一种一面倒，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制约，香港的局面恐怕会不一样。因为“亲中”与民主诉求的同在，产生的平衡效果符合了中国及它主权下香港特区最优化的利益。

     不过我们可以想像，当有一天“亲中”与民主的诉求都像法治和自由一样，完全成为香港的主流价值的时候，在珍惜和不断维护之余，“亲中”与民主作为对立化的争论议题反而可以淡出。这对香港是好事，因为97前后许多政治纷争和社会对立，往往是源自这两大争论。

     这几年越来越多港人是“亲中”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不亲中亲谁？我相信，以后绝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都是亲中的，亲中与否将不是一个对立的选项，因此不必再成为一个分化性的政治议题。

     同时，普选按《基本法》实现后，反对普选就是反对《基本法》，因此赞成或反对普选，以至于加快或延后普选，也不再是政治争论焦点，到时候民主再也不是个正面或负面的标签。

     其实，回归十年后，“亲中”和民主这两个诉求和价值观在香港都已经相当稳固，故此它们作为政争的议题也都快将完成历史任务，可以携手鞠躬，光荣退出香港的政治舞台。拜《基本法》之赐，现在香港终于循序渐进到了超越过渡期、进入正常期的契机。

     目前，香港要检讨的是它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

      香港的精英阶层，在1980年代中总结香港“成功”经验的时候，对70年代才建设出来的善治与现代化基本建设视作理所当然，却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的务实进步主义对香港繁荣安定的贡献，好像香港是自自然然奇迹般地变成善治的世界城市。糟糕的是，在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思想引导下，本地的商界精英把香港的成功经验庸俗化，遮蔽了麦理浩港督在1971年至1982年的任期内的政府强势主导的改良主义政策，却喜欢单独引用麦理浩政府的财政司夏鼎基的名言“积极不干预”，把后者的这句话抽离语境，成了市场万能意识形态的咒语。

     回归十年让我们认识到，殖民时期遗留的发展理念和经济偏食症，磨灭创业意愿、扩大低收入阶层。这些问题是要去处理的，而富裕的香港并不是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去处理。不过，香港必须有效地清除精英阶层在殖民年代吸收的许多偏见，提出新的问题意识，调整特区政府的指导思想和管治惯习。

     另外，社会公义和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市场的公平性是靠有效管治维护的，政府不能缺席。为了香港，要环保节能；作为富裕地区的世界公民，香港要带头环保节能。

     回归开始到今天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许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视香港为家。既是家，就该宜居，清洁，有回忆，有归属感，自己当家做主。特别是2003年后，港人这方面的表达就更清楚了。是这股动人的公民社会力量让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特区将有所改善，令香港成为大家引以为荣的地方。

     如果香港能普选，普世都说香港是个民主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果香港是个公正的和谐社会，创业条件和社会保障俱好，贫富差距不再远大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我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果香港城市能保留自己的历史特色、港人有文化、够创意，我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果香港在环保、节能方面为世人称颂，全球人才爱到香港就业定居，更重要的是本地人觉得香港是个宜居的好地方，符合了香港人说的一句话：人家赞赏、自己满意，我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

      以上，香港其实都可以在十年内取得重大的进展。

      以前香港沦受英国殖民统治，没有光荣可言。现在香港是中国的成员，可以光荣了。

     下一个十年，香港应该可以做到：中国的一分子、为内地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作出贡献使之成为繁荣、安定、法治、自由、民主、和谐、善治、公正、环保、节能、宜居、好玩，一个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世界城市。到时候我相信很多港人、国人也会跟我一样觉得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