抨击通用汽车公司、得罪美国步枪协会、痛骂美国总统布什……迈克尔·摩尔是最令美国政府头痛的电影导演,因为他“这个混蛋什么都干得出来”。在2004年夺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后沉寂了近3年的他今年5月又杀回戛纳,掀起一股新的“摩尔热潮”。
他出其不意地以摄影机“偷袭”他的批判对象,在他的拍摄中,摄影机往往成为话语暴力的运作工具,摄影机和话筒就像他的枪一样。虽然这有违纪录片创作的道德原则,但摩尔有自己的理由,正如他把自己的公司名字起名为“Dog Eat Dog”(“狗咬狗”)一样。
摩尔出生于美国北部密歇根州弗林特小镇的一个爱尔兰家庭。弗林特虽然不大,但在美国却非常有名,因为这里是对美国现代工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世界闻名的超大型企业通用汽车公司的重要生产基地。小镇上大部分的居民都靠着给通用打工过活,摩尔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通用汽车厂的工人。但谁也没想到,这个背景将会为摩尔成名埋下伏笔。
摩尔很早就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1972年,摩尔18岁那年,他参选自己中学的董事会成员,成为小镇上最年轻的公职竞选人员。他当选后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学校的正校长和副校长都赶了出学校。高中毕业后,摩尔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弗林特分校,但很快他就自动辍学,因为他发现,比起学校来说,社会是追求他新闻理想的更广阔的天地。
卖房搞赌博筹拍片资金
摩尔先在《密歇根之声》打响了名声,这是一份在美国中西部受好评的非主流刊物,随后,小有名气的他奔赴加州,在知名左翼杂志《琼斯母亲》谋得编辑职位,期间已经开始撰写反映底层工人阶级艰辛生活的文章。但在这里,摩尔似乎与同事相处得不是很好,或许加上别的原因,他被老板打发回了老家弗林特。离开之前,摩尔曾以“不公平解雇”罪名将杂志社告上法庭,并开出了当时索赔的天价——200万美元。可惜他并没有得逞,他的确是拿到了一点赔偿金,但据说只是他期待的200万美元的一丁点零头。就这样,摩尔又回到了他的老家弗林特。
时值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郁郁不得志的摩尔在家里待着,恰逢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宣布关闭一家历史悠久的大型工厂,这一决定造成包括摩尔家人在内的30000工人失业。于是,摩尔毅然决定用解雇赔偿金来拍摄一部纪录片,反映身边发生的一切。影片的前期拍摄历时三年之久,赔偿金并不足以负担拍片的费用,摩尔不得不卖了家里的房子,还搞了几台老虎机经营小本赌博业来筹集资金。
片中,摩尔千方百计想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与罗杰·史密斯会晤,希望请他去弗林特看看那里不堪的破败状况,却被拒绝。但大量的跟踪纪录、采访、新闻资料,已充分反映了通用汽车公司无情的经营策略导致的他家乡弗林特经济的全面崩溃及大批民众的流离失所,抨击之余亦间接、生动而真实地纪录了80年代美国流行文化及普通市镇生活的生动状态。
1989年,这部名为《罗杰和我》的处女作一经推出,就在北美地区引起巨大轰动。影片几乎获得了当年北美地区所有重要电影节及相关评选的最佳纪录片奖项,至今仍位列史上最佳纪录片评选中的第三位。
《罗杰和我》的商业成功,更进而坚定了摩尔用摄影机揭露社会弊病、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决心。三年之后,1992年,迈克尔又回到弗林特拍摄了《罗杰和我》的续集——23分钟的短片《宠物或肉:重返弗林特》里继续展示小镇的经济发展状况,当然还有他自己那欲盖弥彰的衣锦还乡的得意情结。
受到《罗杰和我》巨大成功的激励,摩尔一度曾不满足自己的纪录片、影片只能在影展和非主流院线里放映的事实,于是他试图拍摄剧情片,希望更多的上映覆盖面和观众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名气还有其他……可惜,1994年,摩尔导演的首部剧情片《反转加拿大》却并未取得期待中的成功。这部虚构的关于美国对加拿大发动冷战的讽刺喜剧,因为属于独立制片的小制作而依然被拒绝于主流院线之外,贸然入行的他为这次失败交足了学费。从那之后,摩尔便铁了心地认准了利用电视和利用媒体的路子。
给公司起名“狗咬狗”
文字编辑的经历为摩尔成为一个出色的纪录片“编剧”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其对争议话题的敏感嗅觉和惊人的挖掘与取证能力,更使之顺势成为一个优秀新闻节目策划者和编导。从1994年开始,他便把这些天赋运用在了一系列名为《电视之国》的纪录片上。这是一个类似著名的《60分钟》的新闻杂志节目,谈论的也都是些主流品牌媒体避免触碰的题材,诸如商业公司的无情,罢工运动,人权问题,右翼政治家的软弱无能等。
摩尔的作品作为电影可能不一定都能卖座,但作为电视节目播放时收视率却是高得惊人,摩尔借助电视媒体批判“多数媒体以‘新闻’的名义编辑处理报道的不实”的同时,俨然成为誉满全球的媒体英雄,大家也真的开始称他为“hero”(英雄)。当然英雄也有走霉运的时候,有次他就因为给著名乐队“愤怒反抗机器”拍摄MV而被捕。但霉运反过来又能刺激其节目的收视率,这就是电视网络作为宣传媒介相较电影在当今环境里的巨大优势所在。
摩尔的纪录片的出色之处,往往在于新闻角度的“拍到了什么” (争议性和对多数观众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的题材选择,严谨周密的策划,灵活机智的爆料能力),和其特有的幽默感所带来的娱乐功能,而非电影艺术范畴的“怎么拍”(他只是运用了一些广泛应用于电视节目制作、而早被现代电影制作淘汰的简单的蒙太奇剪辑手法)。为此,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亲口表示了对摩尔的蔑视。
但对摩尔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功利,更欢迎所有的争议。他一如既往地、出其不意地以摄影机“偷袭”他的批判对象,并且经常针对一些缺乏还击力的人,例如身不由己的企业雇员。在他的拍摄中,摄影机往往成为话语暴力的运作工具,摄影机和话筒就像枪一样,每每让摩尔跟面对权贵也不显气短。这种以暴制暴的咄咄逼人姿态带有强烈的侵犯意味,实际有违纪录片创作的道德原则。但摩尔有自己的理由,正如他把自己的公司名字起名为“Dog Eat Dog”(“狗咬狗”)一样。他自认为是这个时代里最具有“时代感”的影像制造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