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4中国广电艺术学发展报告

2001年-2004年的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可谓热点纷呈，诸如海外影视淡出电视播出黄金时间而带来的国产电视剧创作的繁荣、民营资本纷纷介入电视剧创作、广播电视媒体的专业化产业化集团化等等。各种热点的风起云涌，极大地激发了理论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广播电视艺术研究由此显得空前喧哗。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广电部门行政领导、媒体从业人员，这固然使研究摆脱了书斋气而多了一份来自实践的鲜活体验，但是大量由从业人员撰写的文章，客观上也存在着学理性严重不足的先天缺陷。诸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媒介》等中国广播电视理论核心刊物，大量刊登的却是媒体从业人员的非学术性文章。不过总体而言，这几年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探讨和研究，还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一、电视艺术、文化宏观论述

　　在电视文化宏观论述方面，尹鸿的《冲突与共谋——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张颐武的《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周星的《入世背景下中国电视剧艺术现实与发展问题思考》(《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等对大众这一影视文化的消费主体作出了分析和阐释，对当前影视文化批评把文艺批评和政治批评混淆起来的现状有较深刻的针砭，呼吁理性地反思解读影视文化。曾庆瑞的《论电视剧艺术学的研究方法》(《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李传华的《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概说》(《电视剧》2001年第2期)、欧阳宏生的《中国电视批评的四个阶段》(《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石长顺、成珊和赵伟的《叙事理论与电视》(《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等文提出了学科理论建构问题。李岩的《电视新闻图像符号的文化差异》(《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和《揭开电视图像的“神话”面纱》(《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1期)两篇论文以符号学方法演示和阐述了电视图象文化异同和图象意义生成的过程，杨静的《我国近二十年电视艺术研究评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是对近20年电视美学理论、电视剧研究和专题片研究的综述。宋家玲的《影视艺术比较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胡智锋的《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戴清的《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吴辉、张志君的《电视剧社会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著作全面阐述了电视剧的文化模式，探讨电视剧的文化语境与文化特征，从文化社会学与审美思辨相结合的视角，讨论当下电视剧的研究方法建构问题，对中国电视的本土化、民族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范志忠的《影视剧创作理论与实践》(作家出版社2004年)、陈晓春的《电视剧理论与创作技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姚扣根的《电视剧写作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杨新敏的《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宋家玲、袁兴旺的《电视剧编剧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卢蓉的《电视剧叙事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将当代叙事学理论应用于电视剧研究，对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规律、运作程序、剧本写作定位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高鑫、吴秋雅的《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以1958年至2000年之间的主要电视剧作品和导演为例，勾勒出电视剧观念更新和理论建设的历史轮廓。苗棣、赵长军的《论通俗文化——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则对美国电视剧类型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外，关于电视制作技巧的著作也颇有收获，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推出《中美大学生影视专业在读精品教材》系列翻译类著作，主要有《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保罗？M？莱斯特著，霍利文、史雪云、王海茹译)、《电视现场制作与编辑》(罗纳德？J？康姆盘西著，刑本冽、徐竞涵、孟微译)、《图像声音运动——实用媒体美学》(赫伯特？泽特尔著，赵淼淼译)。国内学者论著主要有陈义成的《电视音乐与音响》(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练金添的《电视美术与照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等。数字电视的研究渐成热点，尤其是2004年被广电总局确立为“数字电视发展年”，更引起了数字电视研究的热潮。张海涛的《走中国特色广播电视数字化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田进的《中国付费广播电视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等就数字电视的概念、特性、发展现状，数字电视与模拟电视的各指标比较，数字电视的盈利模式、产业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袁靖华、励怡青的《杭州有线数字电视发展模式的创新意义》(《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5期)对杭州数字电视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创新意义作了科学总结，颇有启发性。《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以数字电视专题形式，刊发了孙玉胜的《中国数字付费电视的启动程序及相关问题》、王云飞、李磊明、田文利的《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迟立国的《调整分工格局、建立蜂窝覆盖网、开展移动服务》、龙小洵、闫军才的《如何做好付费内容产业》、陈励的《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中的几点思考》等文。

　　二、电视剧批评

　　在电视剧创作批评上，以年度为单位对电视剧创作进行盘点总结，成为2001年-2004年电视剧批评的一个显著特色。仲呈祥的《2000年度中国电视剧的喜与忧》(《文艺报》2001年第4期)、张德祥的《2001年电视剧管见》(《中国电视》2002年第2期)、王宜文的《2002年度国产电视剧叙事文体描述》(《电影艺术》2003年第1期)、王啸文的《在“多样化”中凸时代精神——2003年度电视剧创作一瞥》(《文艺报》2003年第12期)、张凤铸的《精深精湛精良——评析中国电视剧的八次轰动效应》(《现代传播》2003年第2、3期)、胡智锋、刘春的《会诊中国电视——关于中国电视现状及问题的对话》(《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等，分别对年度电视剧创作成败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和描述。在电视剧类型研究方面，高小立的《陆天明：让精神出场》(《文艺报》2001年第2期)、刘晔原的《张扬法律与道德的旗帜——2000年反腐电视剧面面观》(《文艺报》2001年第11期)对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特征和时代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描述。吕益都的《家国军旅一身事缱绻执著两情深——对中国军旅现实题材电视连续剧的疏理和反思》(《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史博公的《论当前军旅题材电视剧创作观念的嬗变》(《当代电影》2003年第4期)深入地分析了2001以来军旅题材电视剧异军突起的原因。倪学礼、张璀的《尴尬的中国青春偶像剧》(《文艺报》2001年第10期)、秦颖的《从类型电视剧角度看偶像剧》(《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对中国偶像剧现状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尖锐批评。李立《中国情景喜剧的生存空间》(《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则通过对近年中国情景喜剧创作现象的描述，指出中国情景喜剧存在的先天不足及其发展契机。在2001年-2004年中国电视剧创作中，历史剧创作占据了半壁江山。范志忠的《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批评话语》(《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1期)对所谓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剧创作和批评的命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王一川的《皇风帝雨吹野史——我看当前中国电视的后历史剧现象》(《电影艺术》2002年第3期)、王昕的《杂体与双构：戏说剧体裁结构的狂欢化》(《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指出当前历史剧的审美本质，业已蜕变一种追求戏说、追求娱乐化的后历史剧。秦志希、曹茸的《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论述了历史剧重塑和消解民族集体记忆的叙事策略问题。邵雯艳、倪祥保的《现在于历史中上演——论电视剧历史故事的现在性》(《中国电视》2001年第12期)指出历史剧的实质是一种商业文化语境中对历史文化的现实消费。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和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杨伟光的《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新局面》(《中国电视》2001年第10期)强调重大革命历史剧创作必须坚持先进的文化导向。《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分别组织专题讨论，不少学者对当前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中出现的“桃色化”、“戏说化”等想象表示忧虑。此外如彭加瑾的《典型归来——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电视》2002年第4期)、戴清的《燃烧的激情与虚幻的历史——对〈父亲进城〉与〈激情燃烧的岁月〉进行的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文艺报》2002年第10期)、段大明的《激情？煽情？悲情？矫情——〈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几点认识误区》(《文艺争鸣》2003年第1期)、傅书华的《可怕的激情——对〈激情燃烧的岁月〉迟到的批评》(《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期)等力图通过对当前有影响的电视剧文本的解读，来分析总结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经验和教训。

　　三、电视纪录片研究

　　2001年-2004年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力度得到明显增强。吕新雨的《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对近十年来中国影视界掀起的新记录运动进行了宏观描述和理论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学术刊物纷纷开辟“纪录片”研究专栏，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纪实手法、本体价值表达、市场化、电视台制作与民间制作的关系等几方面。何晓兵的《讲一点真实的故事——关于电视文艺纪录片的使命与命运》(《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罗江辉的《关于电视纪录片发展的思考》、周进的《关于“纪实”本质的探索》(《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晨光的《在“记录”的同时“表现”现实》(《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3期)、何苏六的《真实高于月亮》(《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等对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陈刚的《人类学纪录片与纪录片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9期)、《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人类学纪录片与其本体——“人类学”和“纪录片”》(《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等一系列论文对人类学纪录片的概念、美学特征及其文化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在纪录片创作中，栏目化一直是一柄双刃剑，栏目化一方面为纪录片提供了生存空间，但另一方面又极大地限制了纪录片创作者的心态。何苏六的《直面市场：中国纪录片当前境况描述》(《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等通过对近年来纪录片创作的回顾，阐述了栏目化之后纪录片所面临的机遇、困境和转型等问题。

　　四、电视栏目研究

　　2001-2004年关于电视栏目方面的研究以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等为热点。电视谈话节目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内容：第一，关于谈话节目主持人，比如柴静的《从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现场控制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张文静的《谈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组织驾驭能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0期)、庞慧敏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现场角色转换》(《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7期)等。第二，谈话类节目的个案分析，主要集中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和《对话》等栏目，比如王田的《谈话类电视节目的品味提升——关于<对话>的发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8期)、陈鸿兵的《谈话节目的内部运行管理——从<对话>栏目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2期)、姜纳新的《<对话>对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开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武建伟的《从<实话实说>看谈话节目的机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宣明栋的《从<实话实说>看谈话节目的策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2期)。第三，对谈话节目的特点、运作以及发展提出的思考，主要文章有张静民、李近的《人和语言的现代神话——当前电视谈话节目成功要素解析》(《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李德普、李天真的《电视谈话节目如何实现新的突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2期)、王婷的《双层反馈——电视谈话节目的特色和优势》(《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顾晓燕的《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从角色传播到真正人际传播的转变》(《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钟剑的《关于谈话节目专业化和本土化运作的思考》、张玉良的《浅谈电视谈话节目氛围的营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8期)等。

　　娱乐节目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节目产生的背景、社会意义、文化价值以及运作方式、收视情况，如朱羽君、殷乐的《减压阀：电视娱乐节目——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一》(《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等。有两种节目形态比较受关注，一是以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为重要个案的益智类节目。主要文章有郑蔚的田立武的《对益智节目的定位与品味的认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5期)、《<开心辞典>：在经营中打造品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等；二是以湖南电视台为重要个案的综艺娱乐节目，主要文章有喻国明的《关于大众娱乐类节目的走向与思考——兼论<欢乐总动员>节目的成功与不足》(《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贾柯的《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个性化制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等。2004年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是方言在电视屏幕上的走俏。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能不能该不该挤上电视的大众传播车道，就成为广播电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2004年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联合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地域性表达研讨会”。主要论文有邵培仁、李雯的《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邵培仁、潘详辉的《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5期)，俞虹的《形势对形式的呼唤》和吴郁的《地域新闻表达方式中的主持人元素解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2期)等。

　　五、电视体制和产业化研究

　　申积军的《对现行制片人制的思考》(《中国电视》2000年第12期)、陈春晖的《市场化，影视产业你别无选择——21世纪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综述》(《中国市场经济报》2001年第5期)、尧风的《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张志君的《各国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扫描》(《当代电视》2002年第3期)、肖珺的《全球化背景下大陆省级卫星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等都涉及电视体制问题。邵培仁的《媒介产业管理发展的十个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尧风的《迎接中国电视体制的伟大变革》(《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江其华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6期)、王刚建的《成本预算和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黄升民的《先行者的苦恼与思索———试析广播媒介的产业化经营》(《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等分别从中国媒体产业发展角度介绍了中国广播电视正在从传统的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逐步向经营型转型的发展态势及其意义所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2期则以广电产业经营专题形式，发表了吴克宇的《中国电视产业政府管制的政策建议》、刘颖悟的《广电产业化之构想》、周鸿铎的《电视产业发展的瓶颈与体制改革》、彭可君的《试探电视产业化跨地区台际合作的可行性》、李磊明的《新时期媒体的联动和互动探微》、赵德全的《产业经营的改革实践及演进过程》等文。闫忠军、曲秀锦的《电视传媒革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指出随着电视传媒集团化稳步推进，产业化经营势在必行，中国电视传媒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罗军、范冬阳的《电视频道品牌营销与整体包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全面论述了产业化时代电视频道的品牌、营销、整体包装以及电视宣传、电视设计的概念、流程、实施、投放和价值评估。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广播媒体处于相对弱势，关于广播媒体的研究文章除了行业从业者的经验谈之外，专业学者少人问津。张连城的《广播的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2期)、王本锡的《谈广播节目创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2期)、赵健、郭彦的《对外华语广播发展的几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方伟标的《广播品牌培植琐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温飚的《从“赢得战争”到“赢得人心”——析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广播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等文章所探讨的，是广播媒体如何不甘人后而执着于创新发展的希望所在。

　　2001-2004年的中国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在学科建构、本土创作、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尤以学科建构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因为它是一门学科获得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在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我们期待着。（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文章录入：樊伟责任编辑：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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