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环境艺术观念在中国崛起。随后，不少美术、建筑院校成立了环境艺术系，很多城市也开始关注抓起环境艺术来。但是，环境艺术工作的进展实在是难惬意。有的地方所谓的"环境艺术"简直是对环境艺术的亵渎，令人大为失望。当然，还是有艺术家在默默耕耘，创造出真正的环境艺术。比如北雕研究室的雕塑家为红领巾公园创作的环境艺术新作，创造了生活世界的新景观，观后感受颇深。

　　红领巾公园，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原本有刘胡兰、刘文学、雷锋、卓娅等青少年烈士的雕像，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的宏大叙事。而今天雕塑家为公园所作的新作，反映了当代少年儿童绚丽多彩的生活。这批环境艺术新作是生命的礼赞，充满阳光，充满欢乐。《海之梦》在树林和海洋中构成新新人类的乐园；《风树林》中无数的红色小风车唱着金秋的"欢乐颂"；《风向标》欢快地指示着风的脚印；《欢乐虫虫》让人在参与互动中感到自由和好玩。当我们用心灵去和这些有灵魂的作品谈话时，仿佛回到无羁无束的孩提时代，有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不禁想到马蒂斯的那句名言："我所梦想的是一种平衡、纯洁、宁静、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丧的题材的艺术，对于一切脑力工作者，无论商人或作家，它好像一种抚慰，像一种镇定剂，或者像一把舒适的安乐椅，可以消除他的疲劳。"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批环境艺术作品就是"舒适的安乐椅"，而对成年人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和杜尚、波伊司的作品不一样，它们也许并没有激进的先锋观念，不一定那么深刻，但却让人感到精神上的轻松，体验到一种放纵的愉快。

　　这批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它们与环境的关系，而这是雕塑家有意识的追求。许庚岭就认识到这次创作是一次不断与环境对话的过程，朱尚熹则注意到作品和特定环境的创意性结合；赵磊把目标确定为艺术品与环境的结合，尹刚则认为这是以环境为中心作一次探索性的雕塑展，孙贤陵考虑的也是作品的公共性和环境的融合性。随着公园的参观流线漫步，这些作品与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曲》以醒目的红颜色来打破公园湖岸单调且零碎的线条，《地之灵》为一片绿地带来了生机，《私语》给环境画上幽默的感叹号，月色中的《地下鸟》领略到天地倒转，《苏醒的圆环》使环境成为交流的场所，《异型路灯》，《芽形座椅》，《时钟与文字》、《蘑菇座椅》等既有实用性，又是环境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品。《蝴蝶梦》、《凉亭》有人文色彩的遐想，但同样和环境有深层的联系。公园里这批作品共同完成了"场所精神"的塑造，成为大众接受的环境艺术。

　　从80年代中期到今天，经过一次次讨论，人们对环境艺术的认识正在深化。环境代表着人类生存的系统，需要大众参与才能真正做到保护环境，改造环境，创造环境。环境艺术的特点是大众化，建筑学家陈志华先生曾谈到环境艺术的大众性，他认为环境艺术不能只限于少量高层次的场所，环境艺术应该深入到人们生活的一切场所中去，环境艺术是生活的艺术，不是纪念性艺术，也不是博物馆艺术，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参见窦武（陈志华）：《闲话环境艺术》，载《科技日报》1987年8月28日]认识到环境艺术比任何一种博物馆架上艺术更代表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和水平，说明人们真正认识到环境艺术的重要性。雕塑家在红领巾公园所做的作品，比美术馆的展品真实地折射出我们时代的文化水平。

　　红领巾公园环境艺术新作的出现，为北京增添了一个好去处，同时也为城市增添了一点新的艺术色彩。北京自战国以来就是北方重镇，西北有崇山峻岭为屏障，西南有永定河流贯其间，地势冲要。元、明、清定都于此，使北京成为典型的封建王朝都城。1949年以来，古都北京经历了革命时代的脱胎换骨，天安门广场建筑群树立了共和国首都的形象，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时代建造的机关报建筑旁边，又增添了一批批商业味十足的"花花公子"，这间在历史与现实的叠加中变得更加复杂，不同时空状态下各种建筑思潮互相碰撞，正在改变建筑史的书写。但是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令人担忧，一方面是大量的四合院古建筑被拆毁，另一方面是仿古建筑、"欧陆式"建筑到处兴建，北京城市的总体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拯救北京城市环境，创造环境艺术是当务之急。雕塑家在红领巾公园的探索，可以说为北京城市环境艺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较为自由的创作方式和新的环境艺术观念尤其值得肯定。

　　诚然，城市在发展，社会也在发展，今天的红领巾公园环境艺术创作是当下社会文化的一个忠实记录，明天人们也许又会重新阐释环境艺术。数字化城市正朝我们大踏步走来，不必依靠想像力，我们已经能踩到网络时代的实境。在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环境艺术也将发展根本的变化。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来到红领巾公园，又支看到另一批环境艺术作品，尖端科技成了公园的主角，未来的蓝图已经变成现实。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进的足音"。